不可否认，在民间有许多宗教迷信活动，也有鬼神观念，但这些都是为了满足现世人生的某种需要，如保佑多子多福之类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一种精神哲学。而且是宇宙的中心，能够为天地立心。

因此，认识自身，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意义。至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，则强调社会群体性，其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伦理型思维，就个人而言，则是道德实践型思维，其意向之所在，主要是道德实践。作为思维客体的人，则是天人合一、身心合一的整体存在，不可分析。一句话，它不是对象论、认识论的，而是主体论、价值论的。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题目，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。

但是，能不能说，意向性思维同对象性思维的区别，就是中国传统思维同西方传统思维的区别呢？对此当然不能作绝对的肯定和否定。这样一种哲学思维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缺乏超越意识，大都停留在具体的经验层次。王弼的得意忘言说，正是这种思维的突出表现。

如果反身不诚，则不能实现自己的人性，也就体会不到天人一体之乐。陆九渊说：情、性、心、才，都只是一般物事，言偶不同耳。至于佛教的静坐、禅定、数息之类，实际上正是宗教体验的重要方法，其最高成就则是达到无思之思，这也是一种最高体验。由未发到已发，由大本到达道，谓之致中和，是实现主体原则的过程。

他所谓多闻阙疑、多见阙殆，更多的是指人文历史、社会伦理知识和情感心理行为，而不是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分析，即不是：是什么，而是应当什么。所谓神妙不测，其体廓然（朱熹语），心体甚大（陆九渊语），大其心（张载语），尽其心气（二程语），都是指自我体验的本体之心而言。

世人之心，止于闻见之狭。但本体之心需要知觉之心去体验，才能实现，而知觉之心不是别的，就是本体的作用，因此，这是一种逆觉式的体验。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[21] 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真实而虔诚的内在情感，有了这种情感，礼乐之类也就不会成为空的形式。《公孟篇》记载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？回答是乐以为乐。

血气心知之性虽不变，但是必须以喜怒哀乐之情为内容，以主体的意向活动为形式，才能有所知。张载在解释穷神知化时说：穷神知化，与天为一，岂有我所能勉哉？乃德盛而自致尔。一方面，物我两忘，天人一体，有超然物外之感。儒家所谓乐，以道德情感的直觉体验为根本特点，同时又具有美学意义，但这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美。

好之者，如游他人之园圃。[96] 以知为外，以不知为内，说明知识和体验是不同的，二者有内外主客之别。

他虽然很重视闻见以及学和习，但这些都和人的情感体验、情感需求分不开，同人的道德意志和评价分不开。事实上，一有辩论，便有是非，一有名言，便有分别，而大道既没有是非的分别，也没有主客、内外的分别，真所谓天地一指，万物一马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

中国哲学中的两大家，儒家和道家，无论是从人开始，还是从自然开始，都是情感体验型的天人合一论者，他们都把人和自然界融为一体而不可分离，并且在人和自然、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中，求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，得到情感上的满足。由此可见，庄子所谓无情，并不是真无情，而是反对世俗所谓好恶之情，因为这种世俗之情从某种需要和目的出发，具有强烈的功利性。这种享受正是在自我体验中实现的。所谓崇德，就是自我提升、自我完成，也就是大其心。中国哲学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形式化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根据这种思维，要认识天道，就要在自己心上进行体验，消除形体（耳目等等）与万物的对立、主体与客体的对立，使心之本体实现出来，心也就是天了。

但是，在这样的体验中，主体意识始终居于主导地位，天地之心即我之心，天地之用即我之用，这也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意思。德性之知，不萌于闻见，因为它就在人的心里，只能通过直接体验而实现。

荀子主张性恶论，故不讲四端，但他提出喜怒哀乐好恶六情，并把六者说成是性之质，即人性的质料或素质，这实际上是以情为性。无名之朴，就是不可分析、不可言说的整体存在，故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去认识。

但这种实践理性，恰恰是以人的情感心理为基础的，是由情感需要所决定的（这同康德的实践理性也不相同，康德重道德意志而不重心理情感，重理性而不重感性）。盖天地本吾一体，吾之心正，则天地之心亦正矣，吾之气顺，则天地之气亦顺矣。

若乃其情，则可以为善也，如有不善者，则非才之罪也。它要求去掉形体之蔽，有我之私。这就是陆九渊所说心体甚大的意思，后来则演变成心本体说。这都是以主体的情感意向为出发点，也就是从同情心、责任感和道德感出发建立人的尊严。

[84] 关于天心或天地之心，理学家都是这么看的。实现了心中之仁，便是心正，这是体验的结果。

道家提出五色使人目盲，五味使人口爽之类的命题，既排斥儒家的情感评价，又排除一般的经验知识。良知就是未发之体，但未发即在已发中见，已发中即有未发之体，未发已发、体用一源。

问题在于，必须在喜怒哀乐等已发之中体验其未发之体，这样才能使主体原则真正确立并得到实现。自明而诚，是性的自我认识。

自得之乐，就是心中自有之乐。孔颜之乐，乐在何处？这是理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。如果不能中节，则需要努力实现。孔子说，我们那里也有直躬者，但不是这样。

因此，不能简单地说，敬是儒家的体验方法，静是佛家和道家的体验方法。因为心与天本来就不是隔离的，更不是对立的，天之所以为天之道就是心之所以为心之道。

至于孟子所说的类，如圣人与我同类者[14]之类，虽说是逻辑上类概念的运用，但他是就人之异于禽兽者而言，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之性。由此推而至于天地万物，如果都能各得其所，各遂其生，那么，吾心之乐宜何如哉。

这个原则的根本点，是人与万物和谐一致而不发生矛盾和冲突，它不是通过什么概念体系或公理原则来控制自然界，而是通过人的情感体验和意向活动与自然界合一。孔子听后很有感慨地说：吾与点也。